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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易感基因1号及2号（简称BRCA1和BRCA2）与乳腺癌（breast cancer）关联的发现为医界提供了更多靶向疗法（targeted treatments）、预防和患者选择的途径。尽管从字面上看，BRCA全称——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是乳腺癌易感基因，但是BRCA基因突变与遗传性卵巢癌（hereditary ovarian cancer）也有关联。 2018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已证实：携带遗传性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的女性们终生患乳腺癌及卵巢癌的风险都更高。事实上， 一般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为1.6%，而研究推断，携带BRCA1基因突变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为39%，11%-17%的携带BRCA2基因突变的女性会在70岁以前患有卵巢癌。 患癌风险的高低也因基因突变产生的位置而不同。基因是构成脱氧核糖核酸（DNA）遗传的个体单位；一个人基因的改变（如：BRCA1和BRCA2基因中特定的遗传性突变）可导致一个人具备一种遗传性的癌症风险。研究表明，BRCA1基因任何一个末端的突变都会增加一个人患乳腺癌的风险，且这个风险比患卵巢癌的风险要高。然而， BRCA1基因中段产生的突变则让一个人患卵巢癌的风险比患乳腺癌的要高。 BRCA基因测试（BRCA gene test）是一种血液检测，它的作用原理是对DNA进行分析，从而鉴别出相关的突变。根据个人或家族病史，有可能携带遗传突变的女性可作BRCA基因测试。对于具有一般性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的女性而言，这项检测并不是常规性操作。 了解更多： 何为针对乳腺癌的卵巢抑制术？ 卵巢癌与免疫疗法：科研的进展 尽管BRCA基因和卵巢癌之间的关联性很强，大多数引发卵巢癌的DNA突变都不具有遗传性，但是它还是会在女性的一生中出现。医界尚未得知引发这些后天而来的突变的诱因，但是也有了很多进步，它们不仅能提高遗传学筛查的特异性，还能促进鉴别其它基因突变测试的水平。 在遗传学咨询顾问（genetic counselor）的帮助下，基因突变结果呈阳性的患者们能够通过采取一些专门的预防性措施来降低卵巢癌的患病风险，如：化学预防（chemoprevention）和预防性手术（prophylactic surgery）。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医师和咨询顾问团队致力于帮助患者尽早抗癌，并且为每一位患者都制定个体化预防性治疗方案。 了解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有关乳腺癌和卵巢癌遗传学及预防学的更多信息。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2018年年初，Sandra Linberg女士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接受了CAR T-细胞疗法（暨CAR T-therapy,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而短短几个月之前，CAR T-细胞疗法刚刚获批。仅一个月后，Linberg女士的淋巴瘤（lymphoma）全部消除，她进入了全面康复期。 Linberg女士感叹道： “那些战士般的T-细胞帮助我战胜了淋巴瘤” ，直到现在，Linberg女士依旧没有复发。 75岁的Linberg女士来自马萨诸塞州费尔黑文小镇（Fairhaven, Mass），当她最需要CAR T-细胞疗法时，她很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新获批疗法的头班车。在此之前，她接受过常规的化学疗法（standard chemotherapy）来治疗晚期非霍奇金淋巴瘤（advanced non-Hodgkin lymphoma），尽管她也进入了康复期，但后来癌症还是复发了。 CAR T-细胞疗法中的CAR指的是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这是一种新型且精细的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旨在治疗某些类型的癌症，现在它不仅已经成为某些特定类型患者的标准疗法，还被用于其它患者群体及癌症类型的临床试验中。T-淋巴细胞（T lymphocytes，或简称T-细胞，T cells）是人体免疫防御系统中的主力，它的作用是对抗感染了病毒的细胞和癌症，但是T-细胞并不总能攻克癌细胞躲过免疫系统攻击。 了解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CAR T-细胞疗法的更多信息。 在CAR T-细胞疗法中，医生首先从患者的体内取出T-细胞，再送到实验室里对它们进行人工再造，最终把这些T-细胞改造成CAR T-细胞（CAR T cells），随后将CAR T-细胞输入到原患者体内，CAR T-细胞在抗癌方面有更强的效能。 在实验室环境下，科学家们已经掌握了对个体患者的T-细胞进行基因再造，尤其是将这些T-细胞与合成受体（synthetic receptors）——嵌合抗原受体（CARs）组合，这不仅增强了它们快速增殖的能力，还让它们具备了以淋巴瘤（lymphoma）进而白血病细胞（leukemia cells）上的高特异性分子（high specificity molecules）为靶点的功能。CAR T-细胞治疗的所有疾病中，包括复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relapsed non-Hodgkin lymphoma）在内的某些晚期血液癌症（advanced blood cancer）患者有突出疗效和持久性效益。 在2017年以前，CAR T-细胞疗法尚未被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relapsed or refractory non-Hodgkin lymphoma）之前，像Linberg女士这类癌症复发的患者们往往没有太多好的治疗选择，Linberg女士的转诊医生Ann LaCasce博士（Ann LaCasce, MD, MMSc）评论道。LaCasce博士是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血液肿瘤学治疗中心（Hematologic Oncology Treatment … Read more

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利用新型药品激发自身免疫系统来抗击癌症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 对于某些患者，即使已经处于癌症晚期，在常规疗法失效以后，利用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 treatment）治疗依然可以缓和甚至中止患者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且在长达几年的缓和期中患者遭受的副作用也会较轻。 尽管研究人员和临床肿瘤专家对于免疫疗法的治疗效果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免疫疗法仅仅能惠及一小部分患者，并且不是所有类型的癌症都适用——而想要预见到哪一类癌症和患者对该疗法会产生积极反应依然很困难。除了一些特殊的案例之外，免疫疗法一般不被医生作为癌症治疗的首要方法。 也就是说，您可以自己大胆询问您的医疗团队是否可以将免疫疗法的药品纳入考量。有一些免疫疗法的药剂，我们叫它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s），已经证实可以使用在治疗黑色素瘤（melanoma）、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霍奇金氏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泌尿上皮癌（urothelial cancer）以及结肠癌（colon cancer）患者身上，因为他们的癌细胞缺乏一种基因修复蛋白质。有一种治疗方法，药品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健痊得）已被批准用来治疗任何一种带有特异性生物指标的实体肿瘤，这种利用生物标记而非根据肿瘤位置来治疗癌症的药物能够获得广泛认可，尚属首次。 除了以上已经被证实切实有效的用途之外，免疫疗法的药剂正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其它的临床测试，其中就包括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免疫肿瘤学中心（Center for Immuno-Oncology）的多项测试。 “目前，投入在研究中大量的精力和热情都是为了能够找到提高（PD-1检查点抑制剂）的成功率的方法，从而能更好地综合运用到其它肿瘤类型的治疗中”，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Gordon Freeman博士（Gordon Freeman, PhD）说。他开创性地发现了肿瘤细胞躲避免疫系统响应的机理，这对于免疫疗法药物的开发有重要作用。 在某些类型的癌症案例中，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测量到生物标记（biomarkers）的存在，从而更好地预测肿瘤对检查点抑制剂的反应。例如，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NSCLC)的一项临床试验中，癌症细胞中带有高水平PD-L1蛋白质的患者更容易对免疫疗法的药物健痊得（Keytruda）产生反应，且跟采用常规化疗方法的患者相比，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多出一年的寿命。这样的发现奠定了健痊得在非小细胞肺癌和高PD-L1蛋白质的病例中作为初期药物进行治疗的基础。 但是，如PD-L1生物标记的实验结果并不能非常准确反映药物对每一个患者的作用，因此，对于寻找其它生物标记和预测免疫疗法有效性方法的探寻还在继续。研究者也在寻找方法来转换那些无法被免疫系统察觉的肿瘤，让它们在免疫疗法药品介入后，可以对免疫系统发生更强的反应。 了解更多关于免疫疗法的信息。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2015年秋天，44岁的Doron Broman先生被诊断患有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具体情况为：胰腺（pancreas）里有一个较大的肿瘤且已扩散到肝脏。Broman先生惊诧于这个结果，不仅因为44岁患胰腺癌是相对年轻的，还有病情的严重性。Broman先生要面对的现实是仅有几个月的生存可能，但后来，他在对的时间找到了对的癌症治疗机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经过网络上的一番研究后，这位常驻美国迈阿密的地产开发商，决定来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进行治疗，恰好他也有家人在波士顿定居。Broman先生的主治医生是胃肠道癌症治疗中心（Gastrointestinal Cancer Treatment Center）的临床科研主任——Kimmie Ng博士（Kimmie Ng, MD, MPH）。Ng博士为他推荐了一种名为FOLFIRINOX的药物，这是胰腺癌治疗所用的药效最强的组合化疗药物。胰腺癌以其难治性而著称。 开始治疗后，Broman先生每两周就从迈阿密飞到波士顿。让每个人都惊讶的是，在短时间内，他的胰脏和肝脏内的恶性病灶开始大幅缩小。 Ng博士表示： “这是令人赞叹的反应。仅仅在几轮化疗后，Broman先生体内的肿瘤几乎全部消失。这就让我们不仅思考，他的肿瘤里是否含有一些特殊的分子变化，从而导致肿瘤对FOLFIRINOX疗法特别敏感” 。 当一位患者因服用一种效果中下的癌症药物而导致病情有极大改善时，肿瘤学家会进一步探索该患者的肿瘤DNA编码里是否有异常的分子变化或突变。我们把这类患者称为“反应绝佳型患者（exceptional responders）”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precision medicine），医生可以通过对 “反应绝佳型” 患者的DNA进行测序，或许可以找出一种导致患者的肿瘤对某类特殊药物极其敏感的罕见突变（rare mutation）。 Broman先生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开始治疗时，Ng博士和同事们此前恰好开展了一个新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荷尔家族胰腺癌中心（the Hale Family Center for Pancreatic Cancer）展开，参与研究的患者们将接受额外的活体检查（biopsies），以供Ng博士团队获得精准医疗测试（precision medicine testing）所需的基因信息。Broman先生也欣然参加了这项研究。Ng博士从其肿瘤DNA的全外显子组排序（whole-exome sequencing）中发现了BRCA2基因（BRCA2 gene）里的一个突变。当女性遗传到BRCA2基因突变时，她患乳腺癌（breast cancer）和卵巢癌（ovarian cancer）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但是Broman先生并没有遗传到BRCA2基因突变，他的情况纯属是胰腺细胞在后天偶然出现了这种突变。 BRCA2基因里的一个突变会阻碍细胞修复其DNA编码损害的能力，这会导致细胞出现自毁（self-destructing）。携带BRCA2突变的癌细胞对损害DNA的铂类化疗药物（DNA-damaging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drugs）尤为敏感，后者是FOLFIRINOX药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解释了Broman先生抗癌如此成功的原理。 经过FOLFIRINOX药物的13轮化疗后，Broman先生出现了掉发（hair loss）和神经病变（neuropathy）等副作用（side effects）。正因为Broman先生的情况极好，他的治疗团队决定为他换药：一种名为奥拉帕尼（学名：olaparib，药品名：利普卓，Lynparza）的靶向药物（targeted drug），这种药物也被称为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PARP抑制剂作用的原理也是阻碍DNA损害的修复。 Ng博士说道： “奥拉帕尼（olaparib）已被获批用于治疗遗传性BRCA2相关的卵巢癌（hereditary BRCA-2-related ovarian cancer）。但是目前，有关该药物对体细胞（非遗传性）BRCA2突变肿瘤（somatic [non-hereditary] BRCA2-mutated tumors）作用好坏的真实数据还不得知” 。 … Read more

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或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艾滋病，AIDS）的人群比没有感染这两种病毒的人们更容易患上某些癌症。事实上，正因为有些类型的癌症在艾滋病人群中很常见，所以这类癌症也被称为“艾滋病相关癌症（AIDS-related）”或“艾滋病定义性癌症（AIDS-defining cancers）”——包括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宫颈浸润癌（invasive cervical cancer）以及非霍奇金淋巴瘤（on-Hodgkin lymphoma）。倘若一个感染了HIV病毒的患者又被确诊患有上述任何一种癌症，那么这位患者的癌症可加速艾滋病以及与艾滋病相关癌症的恶化。 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是一种始于连接血管或淋巴结（lymph nodes）的细胞的癌症。卡波西肉瘤可扩散到身体的其它组织。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它可引发皮肤或口腔内出现深紫色或深棕色的斑点。卡波西肉瘤的症状包括：淋巴结肿大、不明原因的发热或体重减轻。 宫颈浸润性癌（invasive cervical cancer）是一种在子宫颈（cervix）组织上形成的癌症，当癌细胞更深层次地侵袭子宫颈时，它就具有了浸润性。宫颈浸润性癌症与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有极强的关联性，而人类乳头状瘤病毒是一种与HIV病毒相关类型的感染，巴氏子宫颈涂片检查（PAP tests）可帮助医生检查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宫颈浸润性癌症的症状可包括：阴道异常出血、异常液体流出，或有性行为时感到疼痛。 至于非霍奇金淋巴瘤，癌细胞在淋巴系统（lymph system）中形成，并且可以扩散到身体其它部位。非霍奇金淋巴瘤有很多分类，但是其中有一些在艾滋病患者群体中更常见，如：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B-细胞免疫母细胞性淋巴瘤（B-cell immunoblastic lymphoma），以及小且非裂解细胞或伯基特淋巴瘤（small non-cleaved cell or Burkitt lymphoma）。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症状可包括：不明原因的体重骤降或发热、夜间盗汗、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以及肋骨以下有饱腹感——尽管这些症状也适用于其它疾病。 感染HIV病毒的人们亦更有患上以下疾病的风险：肛门癌（anal cancer）、肝癌（liver cancer）、肺癌（lung cancer）以及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 了解更多内容: 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区别是什么？ 关于宫颈癌筛查的五个必知事项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血液肿瘤治疗中心（The Hematologic Oncology Treatment Center at Dana-Farber） HIV病毒不仅能弱化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还可危害人体对抗感染的能力。因此，感染HIV病毒的患者们也会感染引发某些癌症的其它病毒，包括: 人类8型疱疹病毒（human herpesvirus 8）、人类疱疹病毒第四型（Epstein Barr virus，EBV）、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乙肝病毒（Hepatitis B）以及丙肝病毒（Hepatitis C virus）。 … Read more

201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庆祝过金婚的Yan Cheng女士与丈夫George Qi先生在舞会结束后回家。尽管舞会让这对伉俪回味无穷，Cheng女士在回家后发现了一些异常的症状：右侧大腿变得红肿。

  因为癌症细胞足够聪明，不仅能伪装自己，还能躲过免疫系统的典型反应。因此，医界希冀用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来再次激活免疫系统，从而识别并攻击这些善于伪装的癌细胞。 在最近的一次直播中，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妇科肿瘤学（Gynecologic Oncology）的主任Ursula Matulonis博士（Ursula Matulonis, MD）向我们介绍了研究的进展、相关的临床试验以及利用免疫疗法治疗各类妇科癌症（gynecologic cancer）的振奋之处。 Matulonis博士说道： “过去的几年里，免疫疗法之于癌症治疗举足轻重” 。 在妇科癌症方面，医界正将免疫疗法投入到疗程的每个阶段中，且科研人员正在尝试提高不同免疫疗法的效果。 Matulonis博士解释道： “对于卵巢癌（ovarian cancer）而言，我们就针对出现卵巢癌复发的女性患者们测试了免疫疗法。然而，我们现在亦对组合疗法——如：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blockades）、抗血管药物（anti-vascular drugs）以及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s）——在卵巢癌的疗程前期进行检验。上述组合疗法皆对DNA修复有阻碍作用” 。 许多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的筛选标准都很宽泛，但是有一些试验则不同，例如：一种显著的、临床上呈活跃状态的自身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会阻碍患者细胞对免疫疗法的反应。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带领的新研究项目正在对与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s）结合的新抗原疫苗（neoantigen vaccines）破坏癌细胞产生的新蛋白质进行探索。该研究也扩展至全美范围内。 Matulonis博士也讨论了免疫疗法的副作用，以及它与化疗（chemotherapy）的区别。因为免疫疗法药物意味着对免疫系统进行刺激，因此患者会出现肺部发炎的症状，暨肺炎（pneumonitis），此外还有肝脏发炎、红疹以及内分泌问题。Matulonis博士强调，在副作用研究和管理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们来预示这些副作用，对患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Ursula Matulonis博士（Ursula Matulonis, MD）著——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苏珊∙F∙史密斯女性癌症中心妇科肿瘤学科主任（Director, Gynecologic Oncology, Susan F. Smith Center for Women’s Cancers） 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已经变革了诸多癌症的疗法，当前，医界也正在针对卵巢癌（ovarian cancer）进行免疫疗法的测试。名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的临床试验药物能在癌细胞上释放一种强劲的免疫系统攻击，且这种药物已经帮助10%-15%的晚期及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恢复健康，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数值。但同时，这种疗法的反应率一般，检查点抑制剂具有副作用，且有时伴有较短的恢复期，我们还需要深入探索使用这类药物的新方法。 或许，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成就更上一层楼的方法之一就是讲这类药物与其它疗法结合。实验室研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与单独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比，将免疫疗法药物与其它生物疗法结合， 或可极大程度地提高卵巢癌的疗效。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卵巢癌是一种异质疾病（heterogenous disease），有两层含义：1）卵巢癌有若干种类型，或具有 “组织学（histologies）” 的存在，暨每一种类型的卵巢癌有其独特的基因组成；2）在患者个体体内，癌症所处的不同位置有可能由若干个基因组成各异的亚型癌细胞组成。这也是化疗（chemotherapy）或靶向疗法（targeted therapies）难以治疗卵巢癌的原因之一；尽管化疗和靶向药物对有些癌细胞的亚种具有致命性，但是这些药物或许也无法大量杀死其它癌细胞，从而给予残余的癌细胞以生长、繁衍的空间。相反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则具有消除大量肿瘤细胞亚种的潜能，且可精准地降低患者对药物出现耐受性的可能。 组合疗法（combination regimens）的优势之一在于第二种药物能够让肿瘤细胞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更敏感。但是在将组合疗法发展为标准疗法（standard therapy）之前，医界还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在治疗个体肿瘤方面，何种组合疗法疗效最佳？从疗效更佳这一点看，组合疗法更应作为一线疗法（front-line treatment）还是后续治疗（follow-up treatment）？医生能否根据患者所患癌症的特异性基因档案、先前治疗的次数以及癌症的组织学信息预先筛选患者，从而使用组合疗法？因为潜在的检查点抑制剂与其它疗法结合的疗法相对广泛，故医界还需要相当一段的时间来探究上述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免疫疗法临床试验（Immunotherapy Clinical Trials） 因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在开展卵巢癌免疫疗法方面具有公认的广阔前景，我和妇科肿瘤科（Gynecology Oncology Program）的同仁们致力于带领、参与与其它药物疗法结合的免疫疗法临床试验。这些药物包括：靶向疗法药物（targeted therapies），暨在肿瘤细胞上封锁与癌症相关的蛋白质的药物；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s），这种药物能够干扰肿瘤细胞修复特定DNA损害的能力；标准化疗药物；以及抗血管生成药物（anti-angiogenic drugs），暨阻塞肿瘤进入血流通道的药物。我们带领的超过六成的临床试验均已对患者开放，也有些即将征集患者。这些试验大多数为一期试验（phase 1 trials），征集的患者数量很小，这是出于对潜在的新疗法安全性的考量，因而我们也能对这些疗法的效果进行追踪。其中一项试验为三期试验（phase 3 study），也就是我们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提交申请前的最后一个试验阶段，而提交的申请则为向政府提议将该疗法批准为一种标准疗法。 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妇科肿瘤科，我们也对一众其它的针对卵巢癌的免疫疗法试验展开计划。其中包括：一项有关 “新抗原疫苗（neoantigen vaccine）” 的临床试验，这是一种对此前已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展开的疗法，该疫苗能够激发免疫系统对癌细胞发起强劲且精准的攻击。另外一个项目则将探索替西木单抗（tremelimumab）和度伐鲁单抗（durvalumab）两种检查点抑制剂与放疗（radiation therapy）结合的疗法。 此外，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免疫肿瘤学中心（Center for Immuno-Oncology）的研究团队还带领了数个免疫疗法临床试验，现在也对卵巢癌和其它妇科癌症患者开放。请访问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网站，浏览所有卵巢癌临床试验的信息。 现在是卵巢癌免疫疗法展开研究的大好时机。因为免疫疗法已经在诸多癌症的治疗中表现强劲，如：黑色素瘤（melanoma）、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肺癌（lung … Read more

2010年代，以一种革命性的新癌症疗法临床试验的惊人结果为开端，以一项截然不同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癌症研究为终止。在这一头一尾极为不同的两端，2010年代是有诸多进步的十年，其间的科学发现使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2017年批准了首个嵌合抗原受体细胞疗法（CAR T-cell therapy），此后，多项相关疗法随之获批。

小细胞肺癌 (small lung cancer）是最具侵袭性的肺癌类型。不同于其更常见的类似疾病—— 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lung cancer），用免疫疗法药物（immunotherapy drugs）来治疗小细胞肺癌尚未获得批准，但一些临床试验的早期发现表明这种类型的治疗可能具有潜力。

黑色素瘤（melanoma）是一种罕见却极具浸润性的皮肤癌症（skin cancer），它始于黑色素细胞（melanocytes）。黑色细胞负责生成保护人体不受紫外线（UV）照射损害的黑色素（pigment/melanin）。

对于儿童白血病（pediatric leukemia）而言，对基因组学（genomics）的深入理解——暨构成疾病的遗传缺陷（genetic errors）和不规则（irregularities）——使得研究人员将这种疾病按照亚型（subtype）分类。这项进步提高了医生区分复发风险加剧的患者的能力，并开具相关的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此外，它还为新药开发和靶向疗法（targeted
therapies）奠定了基础，这对有些亚型的治疗尤为有效。

如今，宫颈癌（cervical cancer）是妇科癌症中唯一一种有常规筛查的病种。而妇科癌症最常见的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和卵巢癌（ovarian cancer）却缺少这类常规筛查，故医生和女性需密切关注这类疾病的症状。越早发现症状，治疗的成功率就越高。

根据在显微镜下的外观，肺癌（lung cancer）可以分为两大类：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和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非小细胞肺癌更为常见，目前约占肺癌病例的87%。医生之所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肺癌，是因为治疗方法各不相同。

目前，有关疫苗潜在风险的讨论沸沸扬扬，包括：疫苗可致人自闭（autism），疫苗可使人患上本应预防的疾病，总体来说疫苗不安全等。请放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指出，疫苗是学界现有的最方便、最安全的预防医护措施之一。

名为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简称NK）的免疫细胞是人体抵御感染和癌症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与其它免疫组成部分（如：T细胞）相比，学界对于引起NK细胞作用的机制却了解甚少。“我们对NK细胞激活因素的认知有较大鸿沟，这会妨碍我们开发以NK细胞为导向的最佳免疫疗法。”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医师兼科学家Rizwan Romee博士（Rizwan Romee,
MD）说道。Romee博士正在带领与NK细胞疗法相关的临床试验。

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指的是利用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疾病的疗法。免疫肿瘤学（Immuno-oncology）则为以免疫系统作为武器抗击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