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巢癌青年生存者故事:追求医学事业,为他人提供咨询

作者:Saul Wisnia Chen Wen Ye确诊卵巢粘液性癌(mucinous ovarian cancer)时仅有18岁,距离她高中毕业典礼只有一周。起初,比起自己,她更担心母亲的情况。 “一开始,我对癌症只有最基本的认知;在跟医生咨询后,我了解到,除非有糟糕的情况发生,否则我不会有什么事。”如今23岁的Chen这样说道。“我患癌的事实给我妈妈的打击更大,作为母亲的她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最后,Chen作为一名青年癌症患者遇到的困难,远超她的预期。治疗的副作用很强,特别是严重的疲惫感。尽管丹娜—法伯/布莱根癌症中心妇科肿瘤学团队(Gynecologic Oncology Program)和Chen的家人都十分支持她,但她很难跟朋友们描述她的遭遇。卵巢粘液性癌症往往在老年女性中确诊,而Chen在如此年轻就换上这种癌症,让她倍感孤立无援。 现在,Chen抗癌成功已近五年,她也投身于帮助有同样经历的人。作为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生物化学的一名大四学生,Chen还计划攻读医学院,后开展妇科癌症的科研和治疗工作。同时,Chen也担任丹娜—法伯成人患者及家属咨询委员会(PFAC)和一对一项目(One-to-One Program)的委员,与其他青年患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在确诊癌症后,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工作和亲密关系。 Chen表示:“我们都有不同的故事和抗癌经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我通过参与志愿活动,形成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表达体系,即我如何分享自己的抗癌经历来帮助他人。” 上大学前的化疗 Chen在中国出生,9岁时随母亲和姐姐移居麻省牛顿市。Chen妈妈的英语水平有限,姐姐当时在上大学,因此Chen从青春期开始就是家里的翻译,还负责缴纳各种账单。她的学业水平卓群,早在2019年6月高中毕业季来临前,她就已经开始展望大学计划和科学领域的就业方向。 就在选高中毕业舞会礼服后不久,Chen开始腹痛。 她解释道:“我的腹部肿胀得特别厉害,就像饱餐一顿那样。起先,我以为这只是消化的问题,但随后我去量体重,发现自己在一周之内胖了将近10磅。这一刻,我知道肯定出了问题。” 最后,当她的腹痛和腹胀进一步恶化后,Chen和妈妈立刻去了牛顿-维尔斯利医院的急诊科,这是2019年5月底。 Chen回忆道:“我妈妈攥着我的手,越来越紧,翻译人员缓慢地告诉她检查的结果,医生推断是癌症。随后他们帮我转诊到丹娜—法伯,证实了牛顿-维尔斯利医生的推断,这个癌症的全称是:卵巢粘液性癌。” 一周后,医生给Chen安排了手术,切除她左侧卵巢旁一个柚子大小的癌性肿瘤及卵巢。手术定在6月5日,Chen虽然能参加毕业舞会,但两天后的毕业典礼只能缺席。她的朋友们并不知道她的诊断结果,发短信问候她人在何处。 “我躺在病床上,盯着我的手机,不知道该如何回消息。”Chen回忆道,“其实,我不是不愿意回信息,我当时处在一种不愿意和别人聊我的癌症或者治疗的情绪里。”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Chen经历了6轮化疗,这种情绪上的不确定性也伴随着她。在输液室里,Chen觉得跟老年患者有距离,尽管最终她告诉朋友们自己患癌的事,他们不久后也去上大学了。直到2020年春季学期,Chen完成化疗后,才能在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开始大学生活。 心灵导师 2021年中,也就是Chen完成治疗后的一年左右,她开始思考人生下一步该如何走。Chen想申请医学院,从事癌症研究工作,受到了她在丹娜—法伯/布莱根癌症中心的医护团队的影响,这包括:肿瘤内科学家Rebecca Porter博士(Rebecca Porter, MD, PhD)、肿瘤外科医生Kevin Elias博士(Kevin Elias, MD)、执业护士Abigail Ciampa(Abigail Ciampa, NP)以及社会工作者Annette Quinn女士(Annette Quinn, MSW, LICSW)。 Chen说道:“当时,每隔几个月我就要复查,我的医生们都很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他们跟我聊的不仅是我的癌症,还有我本人的情况,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医师。” 按照Chen的规划,她加入了一对一项目(One-to-One Program),这是丹娜—法伯发起的一项互助活动,将志愿者导师和患者与家属进行配对,导师通过电话分享自己的患癌经历和心得。Chen作为志愿导师,为同为卵巢癌的患者们进行咨询,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她想要从事医学领域的决心。 2021年,Chen还参加了丹娜—法伯的夏季科研职业强化项目(SPARC),在基础实验室工作了12周。该项目由丹娜—法伯/哈佛癌症中心和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联合建立,旨在培训学员们早期接触科研实验。现在,Chen计划攻读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将Elias博士和Porter博士视为导师。 与此同时,Chen还享受志愿者这一身份。自从两年前加入PFAC后,她帮助委员会规划了多个项目,包括改善丹娜—法伯客服中心的双语患者体验,并为那些积极参加青壮年项目(Young Adult Program)的患者们搭建了一个新的休息室。 “Chen小姐是患者和家属强有力的倡导者,特别是青壮年患者们。”丹娜—法伯成人和儿童PFACs项目经理Victoria Baggio说道。“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很用心,也能考虑到他人或者有不同的经历。Chen为我们成人PFAC增添了不少欢笑、魅力和洞察,我们很幸运能和她一起工作。” Chen相信这些技能会让她在未来大有用武之地。 她说道:“我深知作为患者的体验,因此我想成为一个从患者角度出发的医生。我也希望能够在丹娜—法伯这样优秀的机构开展我的职业生涯。”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宫颈癌差异:预防知识和技巧

发布日期:2024年4月16日 作者:Beth Dougherty 医学审校:Alexi A. Wright博士(Alexi A. Wright, MD, MPH) 宫颈癌由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引起,HPV由性接触而传播。对很多人而言,免疫系统可以自行清除HPV病毒。但如果不能,HPV会发展成癌症。 医生对宫颈组织样本检查,可筛查出HPV病毒。家庭医生或妇科医生通常在盆腔检查中手机宫颈组织样本。然而,HPV也可以通过自行收集的样本展开检查。 每年,美国境内有约1.396万人确诊宫颈癌。自20世纪70年代起,确诊病例骤降,这是因为常规筛查和防止感染的HPV疫苗的推进。 然而,宫颈癌背后的差距一直存在。例如: 历史上,处于边缘群体的人群接种HPV疫苗的比率较低 与白人患者相比,黑人患者更趋于在晚期确诊宫颈癌,死亡率也较高 西班牙裔/拉丁裔患者和美国印第安人患者的死亡风险也更高 没有保险、没有固定家庭医生、经历过创伤或历史上处于边缘群体的人群,往往晚一步得到明确诊断,从而延误治疗 为缩小健康差距,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妇科肿瘤学家正努力降低患者寻求筛查和医护的门槛。我们启用能多方面帮助患者的患者导航员(patient navigators),发起这项倡议的是丹娜—法伯癌症医护公平计划(Cancer Care Equity Program)和妇科肿瘤内科(Gynecologic Oncology Program)。 丹娜—法伯患者导航员能帮助患者展开一系列服务: 主动联络患者,深入了解患者需求 安排交通出行 提醒预约 跟诊、提供支持 安排医疗翻译 为患者联络社会工作者,为患者解决食宿问题 “如果您遇到了会妨碍您就诊的困难,那么您可以询问医护团队能否安排一位患者导航员。”丹娜—法伯妇科肿瘤学医师兼妇科肿瘤学疗效研究主任Alexi Wright博士(Alexi Wright, MD, MPH)说到。“导航员的队伍逐渐庞大,他们可以为我们社区中最弱势的群体带来巨大的改变。” 以下是帮助您预防和管理宫颈癌的一些其它事项。 26岁以下人群:专注于预防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常规的HPV疫苗可以在11岁或12岁开始接种,甚至可以在9岁开始,人们直至26岁均可接种。 Wright博士指出:“宫颈癌可以预防,我们有必要在有生之年通过接种疫苗来根除它。” 成年人: 专注于筛查 若发现的早,宫颈癌极易治好,因此定期筛查十分重要。无论当前的性行为活跃程度,任何一个有宫颈的人都应该在21岁到65岁期间接受定期检查, 家庭医生或者妇科内科学家往往通过盆腔检查完成宫颈筛查。该检查可包括: 巴氏子宫颈涂片检查(Pap test):检查子宫颈里可致癌的细胞变化 HPV检查:检查引起宫颈癌的HPV病毒的存在 对于想要检查但是不想做盆腔检查的患者,请和医生咨询自我检查的试剂盒,以便完成HPV筛查。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对宫颈癌筛查作出如下建议: … Read more

我是女儿,也是患癌母亲的看护人

发布日期:2023年9月11日 作者: Julia Segovia 我母亲Melbey Segovia在2016年2月确诊卵巢癌(ovarian cancer),3个月后她又确诊患有3期卵巢癌,当时她已经做过子宫切除术并开始化疗。 起初,妈妈并没马上告诉我这个噩耗,我感到很生气;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她在保护我。当时,她和我外婆住在波士顿,而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妈妈深知,一旦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一定会离开学校,回来照顾她,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她把确诊的消息当作秘密,没有马上公开。 2016年年底,妈妈的癌症进入康复期,也继续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Susan F. Smith妇女癌症中心妇科癌症科定期就诊,主治医师是Susana Campos博士(Susana Campos, MD, MPH)。2017年5月,我从学校毕业,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妈妈癌症复发的消息。Campos博士说,妈妈的余生可能都要跟癌症相伴了,但是她还能选择多种治疗方案。 于是,我回到波士顿照顾妈妈,让她能够及时就诊。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21、22岁的我而言,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妈妈从未强迫我成为一个看护人(caregiver),她希望我能过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觉得看护她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诚然,这很艰难,这一路上的磕磕绊绊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经验。 别把事情藏在心里 我跟朋友敞开心扉,分享我的担忧和恐惧,他们也很支持我。我的经验是,把自己的感受闷在心里是不健康的。 找一些能“开小差”的事 当时,我不仅在读研究生,还是全职的老师,这都是很好的分心策略。每逢周五和周六,我都试着跟朋友约好外出。 分享你独有的故事 除了自己的感受,我妈妈很喜欢聊其它的事儿。比如,我会跟她分享我班上学生的事情,她每天都会问我:“你的学生怎么样了?” 再比如,我当时正在约会,跟她说:“妈,这人一言难尽。”她都很喜欢这样的分享。 让爱你的人帮助­你 在家里,我负责买菜,但是妈妈坚持她下厨、打扫卫生。有一次她做完化疗,第三天的时候,妈妈一直犯恶心、没有精神,但除此之外,她每天都会帮我做好带去学校的午餐,当我回家时,晚饭也准备好了,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有用武之地。 长途、短途旅行 有一年妈妈过生日,我带她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玩了四天,但是没必要次次都如此大张旗鼓。就算带她去市中心或者商场转转也是好的。当妈妈不用化疗且精力相对充沛的时候,我会尽最大努力让她享受时光。 不要有愧疚感 我深知,“不要有愧疚感”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几次,当我跟朋友外出时,我会想:“我能做很多事,但是妈妈不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疼痛,但她不行。”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给自己留出时间,因为到最后,这样不仅让你更快乐,还会让你的亲人更健康。 读懂患者的肢体语言 起初,当妈妈听到坏消息时,我会马上安慰她说:“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但过一阵她对我说:“你别再这么说了。”这让我学到了察言观色的重要性:先观察妈妈的感受,别急于安慰。 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交谈 我常常觉得孤立无援,因为我不知道还有谁跟我有着相似的精力。我的朋友当然会听我倾诉,但是我作为看护人遭遇的身心健康挑战,可能是朋友们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会向受过心理健康培训的专业人士求助,每周至少花一个小时倾诉我的感受。 无论亲人是否在场,与患者的医护团队沟通 如果你担心一些问题,一定要分享出来。有几次,我妈妈很痛苦,但是她并不想让我告诉她的主治团队。她会说:“我真的已经厌倦了坏消息。我不想再去急诊室了。”有一次,妈妈呼吸困难、身体十分不适,但她不想让我告诉Campos博士。我还是跟Campos博士沟通了,最后她们发现妈妈肺有积水,也正是那时我们得知妈妈的癌症扩散了。 Campos博士和丹娜—法伯的每个人都对妈妈和我们全家人特别好,我也十分欣赏主治团队跟我们全家人的诚恳相待。妈妈的癌症在5年内复发了3次,但Campos博士团队总会安慰妈妈,不仅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温暖的拥抱,还总是询问怎么能更好地帮助她。 最后,我妈妈进入临终关怀,在2021年5月4日离世。那一刻,我领悟到:在世的人,无论怎样悲伤,都是可以的。对我有益的方式是大哭一场(无论是自己哭还是有朋友陪伴),然后出去走走。永远别让任何人对你说: “你会扛过去的。”这根本不是扛过去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学会“绕”过它。我想我可能永远都不会释怀妈妈的离去,但是我会努力继续过好我的生活,这也是妈妈的夙愿。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卵巢囊肿VS卵巢癌:两者有哪些区别?

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日 作者:Beth Dougherty 医学审校:Kevin M. Elias, MD 卵巢囊肿(ovarian cyst)和卵巢癌(ovarian cancer)有所不同。良性卵巢囊肿十分常见,而卵巢癌罕见。两者确实有一些相同的症状,如:腹胀、压力、疼痛或肿胀。 妇科内科专家可帮助您判定体内是否有良性卵巢囊肿,以及是否需要治疗。很多乱各种能够自行消退。只有不到1%的卵巢囊肿呈癌性。如果您有患癌的可能,妇科内科医生可以为您转诊到妇科肿瘤学家处,做进一步检查。 什么卵巢囊肿? 卵巢囊肿是卵巢上一个液囊。“囊肿”指肿块的结构,可能是良性(非癌性)或恶性(癌性)。 通常,良性的卵巢囊肿会在每月的排卵周期内形成。这些囊肿被称为“功能性囊肿(functional cyst)”。它们不具备癌性,不会引起显著的症状,通常自行消失。 当一侧卵巢上长出一个滤泡性囊肿(follicular cyst)时,功能性囊肿随之形成。滤泡性囊肿含有卵巢释放卵细胞所需的激素。当囊泡破裂时,卵细胞会离开卵巢,沿着输卵管下行。 在排卵后,囊泡转为另一种类型的囊肿,即生产孕酮(progesterone)的囊肿,辅助妊娠所用。这些囊肿就是黄体囊肿(corpus luteum cysts),通常会在下一个经期后自行消失。 尽管功能性囊肿并不呈癌性,但如果它们增大,就会引起疼痛、出血或盆骨压迫。比较罕见的是,一个卵巢囊肿能致使卵巢扭转(ovarian torsion)。卵巢扭转会带来剧烈疼痛,还能引发恶心、呕吐,是一种医疗紧急情况,需立刻治疗。 什么是卵巢癌? 当癌细胞在卵巢组织或输卵管里形成肿块时,就导致了卵巢癌(ovarian cancer)的产生。卵巢癌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有若干亚型和治疗方案。卵巢癌的治疗或包括手术、化疗,或两者结合。 一份详细的诊断报告对精准治疗尤为重要。您可以从丹娜—法伯/布莱根癌症中心(Dana-Farber Brigham Cancer Center)处了解更多有关卵巢癌诊断和治疗的信息。 卵巢囊肿和卵巢癌有哪些症状? 良性卵巢囊肿和卵巢癌的体征和症状十分相似,包括: 腹部疼痛或肿胀 胃肠道问题:进食不久就有饱腹感、胀气、腹胀、腹泻,和(或)便秘 腹痛或骨盆疼痛,房事疼痛 气短 剧烈的腹痛,伴有发烧和恶心可能是卵巢囊肿破裂或扭转的症状。如果您出现上述症状,请立即到急诊就医。 如何诊断卵巢囊肿和卵巢癌? 医生通常会用阴道超声检查(transvaginal ultrasound),通过影像学技术,医生不仅能判断卵巢是否有肿块,还能查出肿块的大小、形状、位置和其它特征。 一个囊肿看起来是充满液体的。通常,良性卵巢囊肿在结构上相对简单,流向内部组件的血流很少。 相反,癌性肿块往往同时有囊性和实体成分,其形状更趋于复杂,且有可能出现内部组件血流增加的迹象。 此外,医生也可能开具CA125血液检查。很多卵巢癌会导致CA125蛋白质升高,尽管良性疾病中也会检测到CA125的升高,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子宫肌瘤(fibroids)或者盆腔炎(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等。 怎样引发卵巢囊肿? 以下因素会加剧卵巢囊肿的患病概率: 促排卵的激素药物 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长在子宫腔外,导致名为子宫内膜异位瘤(endometrioma)的卵巢囊肿生成 盆腔感染 怀孕:孕早期可能暂时出现卵巢囊肿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PCOS) ):在卵巢上形成多个小囊肿 … Read more

PARP抑制剂药物或称为某些卵巢癌患者随访治疗的部分标准

奥拉帕尼(olaparib)是一种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简称PARP抑制剂),它或将成为新近确诊且携带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的标准随访疗法(follow up therapy)。 一项国际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组患者相比,经奥拉帕尼治疗的患者们的死亡风险或疾病恶化比例要低70%,且后者的无进展中位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有所改善。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2018年1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奥拉帕尼作为两类患者的 “维持治疗法(maintenance therapy)” :1)新确诊且BRCA突变测试呈阳性的晚期卵巢癌女性患者;2)对一线铂类化疗(initial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有反应的卵巢癌患者。 因一项重大的国际临床试验结果表现强劲,目前,医界为对一线化疗(initial chemotherapy)有反应的晚期卵巢癌(an advanced form of ovarian cancer)患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标准治疗。该临床试验名为SOLO-1试验,研究人员发现:在完成化疗后,携带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新确诊的卵巢癌患者们经奥拉帕尼治疗后,其死亡或疾病恶化的风险比安慰剂组的患者降低了70%。奥拉帕尼(商品名:Lynparza)是一种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而PARP抑制剂的作用原理是干扰癌细胞修复其DNA损害的能力。肿瘤细胞修复DNA损害的能力已然因BRCA突变(BRCA mutations)而有所削弱,奥拉帕尼则可在肿瘤细胞里聚集大量的基因组损害(genomic damage),使肿瘤细胞得以自毁(self-destruct)。 该临床试验由来自美国和其它三个大陆的研究人员带领,共有391位新近确诊晚期高分化浆液性或子宫内膜样卵巢癌(advanced high-grade serous or endometrioid ovarian cancer)、原发性腹膜癌(primary peritoneal cancer)或输卵管癌(fallopian-tube cancer)患者参与试验,且这些患者的BRCA突变测试结果都呈阳性,其肿瘤亦在手术(surgery)和铂类化疗(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后有所缩小。其中,260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奥拉帕尼治疗组,余下的131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安慰剂治疗组。在41个月的中位期(median period)后,奥拉帕尼组患者的死亡或疾病恶化风险不仅比安慰剂组的低70%,研究人员还推测:奥拉帕尼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比安慰剂组的要长3年左右。中位无进展生存期指的是患者在生存的时候疾病没有恶化。 该疗法最常见的严重副作用(adverse side effects)为:恶心(nausea)、疲惫(fatigue)、呕吐(vomiting)、贫血(anemia)及腹泻(diarrhea)。2018年,该实验结果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于慕尼黑举办的年会上发布,此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亦发表了该研究的相关结果。 此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奥拉帕尼可作为一种 “维持” 治疗(“maintenance” therapy)的药物——暨防止患者在接受一线疗法以后出现癌症恶化或复发的疗法,维持治疗的对象是复发性卵巢上皮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recurrent epithelial ovarian, fallopian … Read more

How Dana-Farber Investigators Seize Opportunities to Advance Medicine

Investigators who run 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s (IITs) have two essential qualities. One is curiosity, which keeps them alert, aware of discoveries, and able to make connections that lead to new treatment ideas.   The second is determination.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is typically a many-year-long study falls on that one investigator,” says Ursula Matulonis, MD, … Read more

When Family and Science Shape the Future 

In 2013, Camille Molloy had just returned from her annual winter trip to Marco Island, in Florida. She and her husband of 57 years, Pete, were carrying their luggage up the stairs, and she tripped.  A few weeks later, Molloy was still struggling to walk, so she went in for an X-ray. The image inadvertently … Read more

子宫内膜样和非子宫内膜样子宫癌有何区别?

子宫癌(uterine cancer)也被称为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通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细胞的外观,将子宫癌分为子宫内膜样(endometrioid)或非子宫内膜样(non-endometrioid)。如今,随着科学家们深入了解子宫癌的分子构成,子宫癌内部的特异性基因变化逐渐成为划分的考量因素。

Implantable Device Helps Predict Drug Therapy Efficacy

Dana-Farber investigators recently launched a trial of a miniature device that can be implanted into ovarian tumors to deliver microdoses of different drugs, with the goal of rapidly measuring their effectiveness in killing cancer cells. The researchers hope the method could shorten the time needed to determine if a drug is helping a patient, and … Read more

Dana-Farber Patient Benefits From ‘Growing Toolbox of Treatments’

When Dana-Farber launched its new Center for BRCA and Related Genes in August 2020, it was with patients like Janice Dolnick in mind. Dolnick’s cancer journey had already been a long one before she came to Dana-Farber for a consult in 2018. Over the previous 21 years, she’d been through two rounds of breast cancer … Read more

Dana-Farber Clinical Research Stays on Track During COVID-19

The resilience shown by cancer care provider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crisis is in equal supply among those involved in clinical research. The strict protocols associated with these studies — rules on eligibility, consent, criteria for tracking respons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 might seem to allow little of the flexibility needed in the COVID-19 era. … Read more

Living with Li-Fraumeni Syndrome is Using Knowledge as Power

Breast cancer survivor Jennifer Perry is at high risk of additional cancers during her lifetime because she carries an inherited mutation for Li-Fraumeni syndrome (LFS). But experts at the new Li-Fraumeni Syndrome and TP53+ Center at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can help her manage that risk. While there is no treatment for LFS — a familial … Read more

临床试验为子宫内膜癌治疗开辟新路径

近年来,有关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新疗法的临床试验寥寥无几。子宫内膜癌在子宫内衬中形成。然而,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新药和药物组合的测试扭转了这一局面。至2018年12月,学界已开设数个针对子宫内膜癌的临床试验,其中四项由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科研团队带领。

卵巢癌:请牢记这7个术语

卵巢癌(ovarian cancer)的确诊会带来很多问题。它也会让患者听到很多新的医学术语,因为患者的主治医生或治疗团队会作出解释。以下是几个相关的专业术语:

宫颈癌免疫疗法的新临床试验

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已经为若干种癌症的治愈带来了新的希望。现在,研究人员试图将他们从早期临床试验中获得的知识,应用到为复发性宫颈癌(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上。 尽管宫颈癌疫苗和癌症筛查为预防和诊断宫颈癌提供了重大突破,但宫颈癌仍是在妇女死亡率中排名第二的癌症。 “宫颈癌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问题,而且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丹娜-法伯的苏珊∙F∙史密斯女性癌症中心(Susan F. Smith Center for Women’s Cancers)妇科肿瘤学主任医师Ursula Matulonis (Ursula Matulonis, MD)说。 “宫颈癌以每年10万例的速度增长。其中许多患者来自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宫颈癌发病率在美国相对较低,但仍不容小觑:每年13,000新增病例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美国每年大约有4,200名妇女死于宫颈癌。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癌症复发的患者切实有效的治疗。 “有一群女性会在接受贝伐单抗(学名:Bevacizumab;商品名:阿瓦斯汀,Avastin)标准化疗后病情仍有复发,并且她们没有其他选择。” Matulonis医生说:“在这一领域里目前存在空白 —— 有巨大的治疗需求”。 免疫疗法旨在通过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攻击癌症的疗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宫颈癌具有相对较多的突变(基因发生改变),从而它可能对免疫治疗药物更敏感。” Matulonis医生说:“我们研究了针对其他癌症的免疫治疗方法,现在试图将这些研究结果用于宫颈癌的治疗。” 早期试验的重点是单一药物,称为抗PD1单克隆抗体(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ies)。单克隆抗体药物消除了癌细胞产生的阻碍,这些阻碍能够阻止或降低免疫反应。作为结果,这些“检查点抑制剂(checkpoint inhibitors)”允许免疫系统再次识别肿瘤并对其作出反应。 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针对复发性宫颈癌的药物纳武单抗(学名:nivolumab,产品名:Opdivo,保疾伏)的2期试验。在24例患者中–19例患有宫颈癌,5例患有阴道癌–26%的宫颈癌患者对该药物有反应。 “这样的结果令人振奋”,Matulonis医生说。 研究人员将通过进一步的试验来继续完善单一药物治疗方案,以期待找出为何同样的药物对某些患者更有效的原因。但研究人员同时也在寻求另一条道路:组合试验。 “一项使用派姆单抗(学名:pem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健痊得)或纳武单抗(学名:nivolumab)等药物进行单一药物免疫治疗的研究显示,单一药物仅对15%至25%的患者有效,其余患者则无反应,”丹娜-法伯的妇科肿瘤转化项目(Gynecologic Oncology Program)研究主任、医学博士Panagiotis Konstantinopoulos(Panagiotis Konstantinopoulos, MD)说。 “我们在治疗宫颈癌上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因此也在积极试验联合药物,以获得更好的疗效。” Konstantinopoulos正在进行一项试验,将免疫治疗药阿特朱单抗注射液(学名:atezolizumab, 产品名:Tecentriq)与阻止癌细胞形成新的供血血管的抗血管生成剂b贝伐单抗(Bevacizumab)配对。他说:“贝伐单抗(Bevacizumab)是一种治疗宫颈癌的活性药物,在进行临床试验前的数据也表明这种药物可以增加免疫疗法的功效。因此,这是宫颈癌治疗中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药物组合,我们都在迫不及待地等待这项研究的结果。” 在另一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两种免疫疗法药物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和tremelimumab与放射治疗结合是否能够增强免疫反应。 通过参与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赞助的临床治疗试验网络(the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Clinical Trials Network ,ETCTN),丹娜-法伯与其它领先机构正在合作开发下一个免疫疗法药物的尖端组合。“患者需要了解到现在宫颈癌临床试验存在的是有希望的”,Matulonis医生说, “这是有希望的。两年前,我们还没有任何希望”。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宫颈癌的信息。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妇科癌症免疫疗法的最新信息

由于癌细胞懂得聪明地伪装自己以躲过免疫系统的常规灭杀,免疫疗法(immunotherapy)的目的正是要重新激活免疫系统,使之发现并杀死癌细胞。 在最近的直播探讨中,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妇科肿瘤科(Gynecologic Oncology)的主任Ursula Matulonis博士(Ursula Matulonis, MD)讨论了科学研究中的进步、相关临床试验以及免疫疗法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针对妇科癌症的应用。Matulonis博士说:“在过去几年里,免疫疗法在我们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在妇科癌症不同阶段的治疗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免疫疗法的身影,研究人员也在尝试进一步提高不同免疫疗法的疗效。 Matulonis博士说道: “比如卵巢癌(ovarian cancer),我们就已经对复发患者用免疫疗法进行过治疗,但是现在使用的都是复合型治疗手段:如检查点阻滞剂(checkpoint blockades)、抗血管药物(anti-vascular drugs)和PARP抑制剂都对基因(DNA)修复有干扰作用,对于这些治疗卵巢癌的新型药物,我们也在测试中” 。 获取参加临床试验的资格并不难,但是在某一些案例中,卵巢癌患者自身的显性活跃临床免疫疾病会干扰他们细胞对免疫疗法的反应。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新实验正在研究新抗原疫苗(neoantigen vaccines),并将其与检查点抑制剂结合,试图将癌细胞新产生的蛋白质利用到治疗中。目前这项研究正在全美范围内展开。 Matulonis博士同样也讨论了免疫疗法的副作用,以及它和化疗的不同之处。免疫疗法的药物旨在激活免疫系统,所以患者难免会经历一些副作用,比如肺部炎症(肺炎)、肝脏炎症和疹子以及内分泌问题。Matulonis博士同时也强调与有经验的医疗团队预见这些副作用的重要性。 从卵巢癌治疗项目中了解更多关于免疫疗法进展的信息。

我体内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1号及2号(BRCA1/2)——该怎么办?

如果您被诊断为携带1号或2号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简称BRCA1或BRCA2 gene mutations),那么您在患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方面或许会有更高的风险。但请谨记,癌症遗传学(cancer genetics)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而且其它因素也会影响到一个人患癌的风险。取决于一些特定的因素(如:家族史),您的医生或许会建议您作遗传咨询(genetics counseling),这不仅可以帮助您了解自己患病的风险,还会让您采取预防癌症的措施。 我们采访了丹娜—癌症研究所癌症遗传学及预防中心的(Center for Cancer Genetics and Prevention)的Huma Q. Rana博士(Huma Q. Rana, MD),一起来了解一下1号或2号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下称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和风险以及遗传咨询服务。 什么是1号和2号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它们与癌症风险相关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在抑制肿瘤方面,BRCA1和BRCA2基因是通过生产修复DNA损伤(DNA damage)的蛋白质以及让细胞稳定生长来作用的。基因突变既可以由遗传而来,也可以偶然出现,我们把后者归化到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这个类别里。无论是BRCA1基因还是BRCA2基因,当其中任何一种基因产生突变时,它的首要功能就有了改变(抑或是被中断),如此就会它导致无法修复DNA损伤或者出现其它基因变化(other alterations),从而让一个人患癌的风险增加。 携带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是否就意味着我会患癌? 答案:不会,但是这两种基因突变会增加一个人患癌的风险。BRCA突变可以让一个人患乳腺癌(breast cancer)的风险增高8到10倍;在卵巢癌(ovarian cancer)方面,它让一个人患癌的风险上升至20倍;而在黑色素瘤(melanoma)方面,它致使人患癌的风险会增高两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人群一生都没有患上癌症,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家族成员。 BRCA突变会让我有患哪些癌症的风险? 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可让一个人的一生都有患若干种类型癌症的风险。对于女性而言,这包括:乳腺癌(breast cancer) 、卵巢癌(ovarian cancer)、输卵管癌(fallopian tube cancer)以及腹膜癌(peritoneal cancer,暨腹部、子宫、膀胱和直肠的保护层)。在这些癌症里,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女性们最常见的癌症是乳腺癌和卵巢癌。 BRCA1和BRCA2突变最初是从一种名为遗传性乳腺及卵巢癌的症状(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中被发现的。总体上看,如果女性携带遗传性的BRCA1或BRCA2基因,那么她们在患与这类症状相关的癌症风险则最高。 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癌症遗传学与预防中心(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s Center for Cancer Genetics and Prevention)了解更多有关癌症基因的信息。 … Read more